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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走基层）宝成线上的五等小站：“90后”接力守护安全******
中新网绵阳1月18日电 (邓文鑫)“车站是第二个家，我们准备了香肠腊肉，还包了饺子，在这里好好过个年。”临近除夕，在位于四川省绵阳市江油市雁门镇的斑竹园车站，青工郎依王杰一边忙着贴春联，一边说他跟家人商量好了，今年除夕他当班，就不回家吃年夜饭了。
斑竹园车站地处西南山区腹地，原名雁门坝站，始建于1958年，是宝成线上的一座五等小站。小站虽小，但位于宝成铁路大动脉上，扼整条铁路线咽喉，一旦行车组织不畅，便会影响整条线路的安全畅通。
斑竹园车站站长刘胜介绍，火车从邻站进入这里，必须经过20多个遂道和10多座桥梁，其中有4000多米长的会龙场隧道和50多米高的清江2号大桥，而这一桥一隧均是宝成线之最。
斑竹园车站地处西南山区腹地，是宝成线上的一座五等小站。 邓文鑫 摄站长刘胜是一位1994年出生的小伙，和他搭档的，是1992年出生的副站长尹邦杰。除此之外，小站还有5名“95后”青工，他们接过老一辈铁路人的接力棒，坚守小站，在春运期间守护铁路大动脉的安全畅通。
春运期间，由于列车增多，斑竹园车站每天通过的列车达到了200余列，有开往北京、上海、青岛、福州、兰州、呼和浩特等地的客车，还有奔向俄罗斯、波兰、德国、格鲁吉亚的中欧班列。列车密度大时，助理值班员几分钟就要接一列。
与信号楼进行安全联控。 邓文鑫 摄“X8062次，斑竹园站二道通过。”1月18日12时17分，95年出生的车站值班员郭小峰与司机安全联控。2分钟后，满载集装箱的中欧班列从车站呼啸而过，一头扎进隧道里，消失在北上的茫芒大山之中。
山谷中的车站，冬天风很大，加上列车通过时卷起的巨大风浪，刮在脸上就跟刀子一样。在现场接发列车的助理值班员陈林紧了紧身子，全神贯注地监视列车运行，顾不得揉一揉冻得发僵的耳朵。“远看装载，近看走行。”这位年轻的小伙子谈起工作显得老道熟练：“山高路远，必须对每趟列车进行严密监控，才能确保安全、万无一失。”
“停留车防溜是车站的安全卡控重点，我们每隔三至四个小时就必须检查一次，不能有一丝马虎。”说罢，站长刘胜钻到车下，用手拽了拽卡在车轮和钢轨间的铁鞋。
刘胜今年29岁，因业务精湛、工作认真负责被组织选派到斑竹园站担任站长，他最大的体会就是：火车24小时跑，安全工作一秒也不能松。“车站就是指挥中心，火车要跑得好，靠的是责任心和严格执行作业标准。”他说：“一年365天，无论白天黑夜，还是刮风下雨，守住安全是大伙的天职。”
“每个车站都需要坚守，虽然条件苦了些，但确保大动脉运输畅通是我们必须肩负的责任。每当列车从山谷中安全通过时，大家心中无不感到自豪，更觉得自己的坚守有价值！”刚维护完道岔的副站长尹邦杰说道。
春运期间，每天都有列车呼啸而过，可能不会有旅客注意到斑竹园这样的小站存在，但接车、送车，每日重复，斑竹园车站这群年轻的“守护者”们却做得一丝不苟，他们坚守小站、守护安全，为旅客平安出行贡献着自己的青春力量。(完)
东西问·中外对话 | 对于中国，“气候经济学之父”这样赞“碳”****** 对于中国，“气候经济学之父”这样赞“碳” 刘亮 当前，全球极端天气现象频发，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最新报告显示采取气候行动刻不容缓；新冠疫情冲击更加大了中低收入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难度。面对日趋紧迫的气候变化问题，全球气候治理如何破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何增信释疑，更好地携手合作？为什么说“双碳目标”的提出进一步彰显了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中国担当？ 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近日邀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与中新社记者刘亮就全球气候治理相关话题展开对话。  图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本人供图尼古拉斯·斯特恩是“从经济学角度看气候变化”的第一人，被誉为“气候经济学之父”。 斯特恩指出，新冠疫情大流行表明，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传染病、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每个国家都应该认识到人类所面临的风险。为更好应对气候变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要加大合作和行动力度。同时，发达国家要尽快兑现其在气候资金上的承诺。 谈及近年来中国的气候治理行动，斯特恩认为，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双碳”目标的提出则让中国迎来进一步展现气候治理担当的好时机。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刘亮：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基石。在您看来，各缔约方在气候治理问题上遵循这一原则的重要性何在？ 斯特恩：针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明确指出，发达国家应该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因为自工业革命以来，它们对很大一部分的温室气体累积排放负有历史责任，并且也有资金可用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我们应该意识到，要实现净零排放并防止全球进一步变暖，所有国家——无论富裕还是贫穷，都需要采取强有力的行动。 需要注意的是，所有国家都将从可持续、有包容性和有弹性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受益。尽管在最初的框架中，绿色发展被视为一种成本更昂贵的发展模式，但如今，情况已明显有所改善。 刘亮：气候资金是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硬骨头”。此前，发达国家承诺到2020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但目前距第一笔气候资金仍有较大缺口。您如何看待这一情况？如何更好地完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气候资金供资机制？ 斯特恩：富裕国家未能履行到2020年对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支持增加到1000亿美元的集体承诺，这是一种背信行为，应尽快纠正。加拿大和德国政府在COP26(《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简称COP)之前制定的交付计划表明，1000亿美元的目标应在2022年或2023年实现。但同样重要的是，较富裕国家当下应与较贫穷国家合作，大幅提升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投资水平。要做到这点，各方需要更进一步关注融资的组成结构，为投资创造环境，这些将有助于推动发达国家在未来几年更好地兑现其承诺。 刘亮：《巴黎协定》要求建立国家自定贡献(INDC)机制。但目前弥合INDC与温控目标之间的差距仍是谈判的难点。INDC会否动摇UNFCCC“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基石？在您看来，如何更好地弥合二者间的差距？ 斯特恩：《巴黎协定》承诺，所有国家共同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努力将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并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全球净零排放。同时，科学研究也表明，将温控目标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对气候问题很关键。但目前的“国家自主贡献”与这些目标并不一致，所有国家需要共同努力，进一步彰显承诺的雄心。 刘亮：从《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全球气候治理问题取得里程碑式的突破。在此过程中，中国也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在您看来，中国过去和现在在气候治理问题上的表现有何不同？这种身份的转变意味着什么？ 斯特恩：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尤其在过去几年，中国作出不少承诺。如承诺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并停止为其他国家的燃煤发电站提供资金等。与此同时，中国的作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起到的榜样作用也至关重要。 当前，中国迎来了进一步展现自己气候治理担当的好时机。如果中国能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这将使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变得更容易，也将给中国和世界都带来好处。
刘亮：随着中国“双碳”目标的提出，外界有声音担心地方为了降能耗采取限产等激进措施，进而影响经济稳定增长。对此您如何看？ 斯特恩：“双碳”目标的提出有助于中国实现可持续、包容性和弹性的经济增长。 低碳发展和经济发展并不矛盾。追求低碳目标可以以更强、更好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然而，向零碳和气候适应型经济的转型确实需要妥善的管理，确保在转型过程中，要较为公平地处理富人和穷人之间，消费者、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例如，高碳企业的工人需要接受再培训，并重新分配到新的机构或单位工作等。 能源转型可以推动经济发展和增长，并提供新的发展机遇和就业机会。同时，清洁技术的投资和零碳转型的加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机遇，将进一步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 刘亮：目前距《巴黎协定》的签署已过去5年。面对疫情的暴发，您对气候变化问题是否有不同的看法？后疫情时代，气候治理有哪些问题值得关注？ 斯特恩：在过去六年中，气候变化的影响越来越大，并日益影响我们的周遭环境。 我认为，许多国家现在可以看到更可持续、更具包容性和弹性的经济发展和增长模式的吸引力。这场疫情大流行表明，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传染病、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每个国家都应该认识到我们所面临的风险，以及为了走上更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道路，我们迫切需要扩大相关领域的投资规模。 从投资角度上看，目前，疫后经济复苏的投资是我们实现可持续、有韧性和包容性增长需要的投资方向。 刘亮：去年，COP26已在英国格拉斯哥落下帷幕。您如何评价此次大会取得的进展？这对今年的COP27大会又意味着什么？ 斯特恩：COP26取得了许多重大进展，包括中美两国就气候行动合作发表联合声明等。 但我们也知道，提交给COP26的经修订的国家自主贡献与《巴黎协定》的目标仍有差距，富裕国家也未能兑现到2020年每年筹集100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气候行动的承诺。 COP26取得的进展应促使各国在2022年底前提交更强有力的减排承诺，并共同制定一项新的气候融资计划，为未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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